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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艺术的工艺美，体现在环环相扣的精细工艺上，也体现在精巧玲珑的形态构成上。 一、玲珑的形体 玉器形态构成最根本的实质，是由体、面、线、点组成，认识了体、面、线、点的单元元素，也就容易把握玉器形态构成的基本特征。 对“体”是最容易理解的，我们常说的身体，指的是整体，是形体。一件玉器给我们的直觉也是一个整体。因此，我们认识一件玉器的形态构成，首先也是从整体开始。但从整体上掌握玉器的形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在于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玉器形体。新石器时代玉器多为弧线状的几何形，很少有横切竖直的几何形。商周时期以写实动物形玉器为主，几何形玉器少见，所见者线条较为平直，弧线形玉器不如早期多，可能与当时几何形玉器多作礼玉，赋予礼仪功能，象征着王令。即使是同一种玉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如各个历史时期的玉璧，虽万变不离圆，但形态也有一定的变化，如新石器时代玉璧的厚重，商周玉璧的“吐唇”，汉代玉璧的“镂空”与“出廓”，明清时期的双联璧等。 商业社会也会对玉器形体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宋代以后，由于玉器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大众百姓也可使用玉器，并且也喜欢玉器，于是玉器向细巧、世俗方向演变。 外来文化的因素，对玉器的形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唐丝绸之路开通后，出现了一些中亚文化因素的玉器，如形态十分别致的来通杯，是中亚文化典型器物，他们以为用来通杯饮酒喝奶，庄重而神圣，还可避毒。中亚的来通杯多用银制，而中国式的来通杯多用玉制，但是两者的承袭关系十分明显。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大量的东南亚珠宝、海产珍宝传入中国，中国玉器家族中出现了较多的珠宝首饰，丰富了中国的玉器宝库。清代痕都斯坦玉器输入中国后，中国传统玉器形态受到了极大冲击，以胎薄、形美、工精著称的痕都斯坦玉器，成为朝野上下争相拥有的稀有之物，于是出现了较多的仿痕都斯坦玉器。 因此，研究玉器形态构成的基本“体”，既要看到玉器的上下、左右、前后、里外、阴阳、刚柔等不同部位的不同形态，也要考虑到不同历史、文化、商业背景对玉器形态的影响。 二、剔透的饰面 体是由不同的面组成的。不同部位的面有不同的名称，比如有正反面、左右面、阴阳面、上下面等。玉器表面不同的形态，有不同的名称，水平的是平面，弧线的为球面，有起伏的是立面。历史悠久的中国玉器，造型丰富多彩，饰面形态更是多种多样，从设计构成上有章可循。从宏观上观察玉器的饰面，无论是平面设计或是立面构成，经历了阴阳线纹、镂空图样、立体影像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前两者属平面设计范畴，后者是典型的立体构成。 玉器表面的阴阳线纹风格，主要流行于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此时玉器的形态构成，是造型构图与装饰风格的平行发展，还不能达到融会贯通，一气呵成。如商代玉器，无论是平面剪形或是圆雕动物的装饰面，大多用的是人兽复合纹，在需要出现眼睛的地方出现眼睛纹，在不需要用眼睛的地方，也用上了臣字眼纹，好像图样是事前画好的，以不变应万变。西周玉器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凤鸟纹是西周玉器的装饰母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玉器上都用上了凤鸟纹，有的用得较为得体，也有的与形体显得格格不入。商周玉器的装饰面与形体不能相得益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与玉器装饰技巧不成熟有关，更重要的可能与当时艺术造型、装饰风格受较多牵制有关。艺术造型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装饰风格反映的是统治者的思想。玉器艺术作为商周时期王室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离不开统治阶层的口味与爱好，更无法逃脱意识形态的影响。 以政治体制而言，东周与汉代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分封制的末期，后者是集权制的开端。而在文化形态上，楚风汉韵，有很多相同或类似的地方，这时期玉器的装饰面上，同样也离不开文化大背景的影响。东周至汉代玉器饰面上的共同特点，是镂空图样的大量出现。与前期阴阳线纹玉器饰面完全不同的是，镂空图样饰面的出现，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也是设计形态上的改进，更是玉器艺术日趋成熟的表现。早期玉器的镂空纹样，显示更多的是工艺上的尝试。这时期玉器的镂空饰面是技法、艺术以及艺术主题的完美再现。龙、凤不再做成独立的玉器个体，更多的成为玉器饰面的重要纹样。将其镂雕在璧面中间，显示出天地和谐，事物完美，更是社会团结、人民同心合力的象征。将其镂雕在璧的两侧，左右相背，既显示出华夏大地龙凤文化的和平共处，又反映出龙凤文化的个性与张力。将龙逐渐做大，凤逐渐缩小；将龙凤拟人化，人格化；将龙塑造成发号施令的统治者，越来越霸气，将凤描绘成言听计从的驯服者，越来越文静。龙是力量、权力的象征，凤是优雅、美丽的化身。 东周玉器饰面内容的完整性，得--玉器的形态构成 (责任编辑：老山玉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