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土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玉器。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少量玉珠、玉管和玉玦等。但我国玉器的起源,应当比这更早。玉器脱胎于石器的母体,远远超越了石器。最初只是小玉块钻一孔用作垂饰,或象磨制石器一样,磨成玉制武器或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才有雕刻花纹或磨得光滑的制品,器形也比较大,比较复杂,可算作工艺品。以磨制石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加工玉石器的技术是相同的。制石技术由打制发展到磨制,经历了数千年,制玉技术大致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二者在使用技术和工具上可能完全相同,但玉器除实用外,还有其他的需求,因而在技术要求上比制造石器复杂。玉器不仅要求光洁度比石器高,有的还要镌刻各种花纹图案,这是出于人们审美的需要,是非实用的艺术装饰。这在石器上很少见。 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具有实用价值的有玉斧、玉铲、玉刀、玉戈等生产工具和武器,用作装饰品的有玉环、玉球、玉镯、玉璜、玉玦、玉珠、玉管等。此期玉器简单素朴,薄厚不一,造型不规则。到了晚期,玉器才逐步脱离石器,在技术和艺术上走上独立发展的历程,并为后世玉器工艺的发展与提高奠定了社会的、技术的基础。 随着青铜器的使用或金石并用,生产工具有了很大改进,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物质财富的增殖和积累,促使了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历史还未完全为人们所揭示,有待进一步研究,故其玉器情况迄今不明,只好暂付阙如了。 商代奴隶制极其发达,奴隶已被投入各种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内部有了较细的分工,制玉工艺已从石器制作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同时,商代的奴隶们又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使琢玉技术显著提高,制玉用具逐渐以青铜取代石器。 殷商玉器与原始社会玉器有明显变化,商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所出的玉戈、钺、铲、圭、琮、刀、璜形玉等,其造型、雕琢、钻孔、抛光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至殷墟玉器,人物、动物、神瑞等玉雕大大增加,工艺精进,并有很多新的突破,创作了不少精湛的作品。这时的玉器已转为赏玩之用,大多作为工艺品。殷墟妇好墓出土七百五十五件玉器中,仅装饰性玉器就超过半数,多于礼器、仪仗、工具、杂类的总和,这说明商玉的社会功能已发生较大变化。 殷墟玉器种类很多,据不同形制和用途可大致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以及杂器等七类。用作礼器的有大琮、组琮、圭、璧、环、瑗、璜、玦、簋、盘等;供仪仗用的有戈、矛、戚、钺、刀等;属生产工具器形的有斧、凿、锛、锯、刀、纺轮、铲、镰等;日常生活用具有臼、杵、梳、耳勺、匕、觽等;装饰品的数量最多,有佩带饰物、笄、钏、坠饰、串珠等。艺术品较少,妇好墓所出的一件玉龙、二件玉虎、一件怪鸟都是上好的艺术品。杂器有、玉链、玉琀等。 玉雕是殷代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从殷墟玉器的造型设计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考察,其成就并不亚于殷代青铜器,只是过去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青铜文化之上,而对与之并行和相互影响的玉雕艺术很少研究。殷墟玉器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殷代广大玉雕艺人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这些玉器的发现,不仅使我们对殷代玉雕艺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对研究我国玉雕史、艺术史以及殷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有关问题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王朝是继殷商之后的一个强大奴隶制国家,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周朝统治者注意总结商代灭国的教训,将奴隶社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加以整顿,使之条理化、规范化,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就玉器而言,由于周朝重要法规《周礼》中赋予玉以德的理想和内涵,周玉离开了殷代玉器发展的轨道,向礼仪性玉器方向发展,并开辟了玉器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新时代,奠定了后世以《周礼》为古玉研究的理论基础。 周代重玉之风极盛,祭祀时兼用玉器,宴享只用铜器。由于玉器的世俗化、道德化,白天子以下,人人都佩玉。周代用玉范围之广、重视玉的程度、选用玉的要求和制玉的技术都超过以往。周代不断改进琢玉技法和造型设计,着意加工修整和抛光,使器物日趋美观。在做工方面,除继承商代双勾线外,还出现了粗犷的一面坡线,往往做成睛、耳、口、身、尾等的外轮廓,使造型清晰,简括有力;细部多用阴线或平行阴线,比较强调在磨光的平面上用阴线突出其粗细曲直的对比、变化,减少了器身的起伏层次。这是西周玉的特点。 持续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取代青铜工具,广泛用于生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时期,实质上是落后的奴隶制瓦解,先进的封建制度孕育成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几个政治经济中心并存,在文化与学术领域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秦、晋、燕、齐、楚、吴、越、巴蜀等多种地方文化,相互竞争,共同繁荣,为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玉器出土情况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玉器手工业到春秋战国时--历史中的玉器 (责任编辑:老山玉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