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与宝玺的产生,始自秦始皇嬴政。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前称“秦王”,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国君都称“王”。所谓“王”者,按董仲舒的解释是:它的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贯穿三者的“天下所归往”,称“王”者即表示天地间的一切都归属于自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犹嫌“王”的称号和含义不足以显其尊贵。他曾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令大臣们“议帝号”。议论的结果是:昔者,五帝地方千里,还不统一;今天下平定,海内皆郡县,法令也一统,是三皇五帝所不及。秦王嬴政也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决定取三皇的“皇”字,五帝的“帝”字,合二而一称为“皇帝”。 至此以后,皇帝就代替了“王”,而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专称。直到清亡,越2200多年之久。而代表其神圣权力的凭信物,就是皇帝的专用“玺印”。玺者,印也,是皇帝的印章。通常只有皇帝的印称玺,或宝玺,皇帝的印章也有公章、私章之分,宝玺属于公章。历代伴随皇帝的更替相传承。凡是皇帝代表国家发布各种诏书及文告时,皆钤盖宝玺。对皇帝印章的分类、管理和使用,各个朝代都有十分严肃的规定。皇权更替的标志,就是宝玺的转移。 中华文明是多民族文明,是域内各民族智慧的总汇。多民族共同参与创建的文明,构成了皇帝与宝玺制度的多民族色彩,特别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入主中原,建立封建王朝,每次都为这个制度增添了新的民族特色,强化其力度。不了解皇帝与宝玺制度,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华古代文明。 皇帝与宝玺制度,是十分神秘的。封建王朝,宫深似海,种种禁忌与祖制更使其成为一种难以琢磨的现象,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就会看到一个充满凶险与爱憎的森严世界,一个个皇帝的更替、后妃的荣辱、弄权的奸臣、潦倒的宦官,以及生前的凄凉与死后的殊荣……制度的冷漠与人生的悲欢都在这里周而复始地演绎与咏叹。 中国的封建王朝,曾以其特有的皇帝与宝玺制度统治中国,也以其细密的手段维护着古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安定,保持了中华古文明的连续性。自秦始皇创建了皇帝与宝玺制度后,至清王朝覆灭的两千多年间,占据了俗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半时间,其中秦、汉、隋、唐时期的发展与统治,在中华文明史上占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农业文明的最辉煌时代就出现在这一阶段。中国文明遥遥领先于世界也是在这一阶段。在这中华文明独领风骚的上千年历史时期,皇帝与宝玺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这种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系着中华文明在种族上、文化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融合,使中国文明成为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统一多元的连续文明,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历史上各王朝,维系其封建独裁统治的象征物“宝玺”,自秦始皇开始刻制后,历朝或是传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秦始皇创立的宝玺制度被汉高祖刘邦全部继承下来,形成了后来所谓的“秦汉八玺制”,这一制度也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和“隋”,他们不仅继承了秦汉的八玺制,而且连规格、名称、纽式、文字都基本不差。直到唐朝武则天称帝时,则独出心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同时又将“玺”改为“宝”,从此以后各朝都称“宝”了。北宋增至十二宝,南宋则是十七宝。明朝猛增至二十四宝,清朝除交泰殿二十五宝日常使用外,还供奉着“盛京十宝”。由此可见历朝宝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而且体积也越来越大,从秦汉的方一寸二到四寸不等,唐朝的方二寸到四寸不等,直到明、清的方二寸九到五寸九不等,最大者有宋朝“宝命宝”“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天皇”的“定命宝”印面竟有九寸见方,而明朝建文帝的“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永宙永昌”,“凝命神宝”印面却是一尺六寸九分见方,可谓是硕大无比。 综上所述:中华历代宝玺的特点是体积从小到大,数量从少到多,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另外,历代宝玺的材质,都是以玉料为主,除秦始皇的第一方”受命于天即寿永昌“的传国玺是变彩拉长宝石的和氏璧改刻外,多是和田玉,仅有几方是金质和檀木。而历代宝玺的纽式却清一色的龙纽无疑,但龙的形态又按朝代各有不同,从秦汉的螭兽(小龙)纽,到以后的螭虎纽,而螭龙纽的叫法是唐太宗因避祖父李虎讳而改称,宋朝以后则干脆称做龙纽了。 以上这些资料的形成,足足让我们收集研究了三十多年。 --中国的皇帝与宝玺 (责任编辑:老山玉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