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是中国文物考古获得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敦煌、吐鲁番、黑水城文献的重大发现期。1900年敦煌藏经洞打开，发现了大约40000件写本、刻本和艺术品。其中包括五至十一世纪的汉文写本和八至九世纪的藏文写本，以及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写本等。涉及到北朝、隋唐、五代宋初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社会生活、科技、医药、历法、文学、艺术、音韵、民俗等等几乎所有方面。但是，由于中国的积贫积弱，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数万件珍贵的古代文献文物流落到英国、法国、日本、俄国、德国等地。从此，中国学者就远涉重洋，开始了漫长的抄录、摄影、研究出版的历程。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以英藏、法藏、俄藏敦煌西域汉文文献出版为标志，大批流落海外文献通过出版形式回归祖国，促使中国的相关学术研究大步赶上了已经领先百年的西方和日本。但在此十数年中，整理出版工作主要集中于汉文文献，而对藏文和西域文献，特别是民族古文字文献，还关注不够，尤其是最大宗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仍然不易为国人所见。

　　在全部藏经洞流失文献中，藏文文献的数量达到10000件左右，几乎和汉文文献的数量相当。英藏、法藏藏文材料长期以来一直是八至十世纪中原和吐蕃历史的最主要的研究材料，可惜国内目前仅有王尧等编纂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而关于英藏材料则连完整的目录也没有，学者们一般无缘对具体文献进行直接研究。从国际科学研究的传统来说，民族古文字资料研究也一直是热点。将全部英藏、法藏藏文文献研究、整理、出版，更是我国几代藏学专家梦寐以求的大型文化工程。

　　通过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合作，我国得以第一次最大可能地利用敦煌古藏文资料，对西藏早期文字形成和文化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在研究的同时，考证、比定、公布大量流失海外的古藏文文献，已引起国际藏学界、敦煌学界、汉学界的密切关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编纂出版，是民族高校教学、科研改革发展的探索成果，是中国藏学界和敦煌学界的合作硕果。从于道泉先生等前辈学者远赴西方图书馆搜寻抄写藏文写本，到敦煌藏文文献的全面编目，再到大批优秀学术论文的发表，这种长期如饥似渴的求索，体现了学术界对于完整出版敦煌藏文文献的迫切需要，催生了海外民族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和编纂出版。

　　据悉，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西北民族大学将以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开始，建立和新疆高校、科研、文博等学术界的广泛合作，继续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民族古文献(目前正在积极准备的《英藏敦煌藏文文献》就包括了斯坦因在新疆获取的藏文资料)，使得中国的大量历史文化珍宝率先以出版形式回归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