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第一代:李济、董作宾“1949年的时候，中研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所有学术机关最完整去往台湾的。可以说，中国考古界的中坚力量基本都走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

　　事长江晓原说。

　　李济也到了台湾。同时离开的还有董作宾等人，他们同样也是殷墟第一代考古的发掘者。

　　其中，董作宾是开始在安阳进行小规模发掘的第一人，而李济则是于1929年第一位使用近代考古学方法进行深坑发掘。李济后来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一生最大的两项成就，一是将考古的教室搬到了田野中，另外一项则是殷墟。由于殷墟发掘受到国际考古学界著名人士的一致赞扬，李济于1938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员。

　　李济的学生、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认为，李济一生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亦初创了中国考古学嗣后七十年间研究古代陶器、青铜器、石玉器方法的基础。”

　　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李济等人在条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坚持进行发掘，并未曾因战争停止。然而，他们却没有逃过那次席卷全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发掘工作停止。所有发掘出来的文物以及资料全部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这是殷墟发掘工作的第一次停止，那一场战争给殷墟带来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

　　在日本占领安阳的那段时间里，殷墟考古几近停止。日本当时也曾组织发掘工作，但是，他们到底从安阳殷墟带走了多少资料，现在已经很难有具体的数据了。

　　这次停止一直持续到了1950年。

　　期间，唯一与中国考古有关的事，是1939年3月武官村村民在西北冈挖出司母戊大方鼎。

　　1949年后一道海峡将李济和殷墟分隔，在台湾的30年里，李济只能根据随中研所一起带去台湾的殷墟文物进行研究。

　　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考古第二代:杨锡璋、郑振香

　　受到李济、董作宾影响投身到殷墟考古中的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刘耀(也名尹达)等人留了下来，成为建国初期考古界的中坚力量。但是，除了刘耀在安阳主持发掘工作之外，大部分都没有继续进行实际的田野考古工作。

　　“中国当时曾经大量收编盗墓的人到考古队。”江晓原说。

　　1950年，考古研究所成立。“那个时候，搞考古的专家不到20人，大部分都在北京。”考古学家郑振香说。

　　“我1958年从北大毕业后加入了考古研究所。当时梁思永担任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可是当时他生病很严重，已经没有参加殷墟的挖掘工作了。”考古学家杨锡璋说。

　　在1960年代至1990年代，郑振香与杨锡璋先后主持殷墟考古的发掘工作，后来成为了殷墟考古第二代的中坚力量。当时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者用马克思理论来解释历史，这曾引起李济的不满，但是，对于杨锡璋他们来说，这却是正常的。

　　“当时，什么事情就是要上纲上线啊。”杨锡璋说。

　　由于1952年毛泽东曾视察过安阳，因此在全国的挖掘点当中，安阳是条件最好的。可是，考古队依然没有房子，都是住在农民家里。但是，由于都是年轻人，考古队的气氛相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说，却是很轻松自在。对他们来说，殷墟是一个迷人的地方。

　　“有那么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掘..”杨锡璋说。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了，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作为当时考古研究院的一员，郑振香很快就加入了这一运动中。

　　1964年，郑振香被调离安阳。“我去了通县搞‘四清’，第二年又去大连金县，完了以后就地劳动锻炼。我们这代人对劳动不是太生疏，我很快就适应了干农活。”郑振香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夏天，殷墟考古全面停止。整个考古队撤回北京，只留下了一个当地的工人看守着所有留下的资料。

　　“当时，也就只是做做资料整理。同时还要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改造。”杨锡璋说，“反正回来了，也实在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可能回到殷墟。”

　　1970年，考古研究所的所有人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和家人分开，不允许谈论任何关于工作的事情，也不可能继续研究。

　　“我爱人那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进了干校。那时候每天除了劳动就是思想学--三代人的殷虚 (责任编辑：老山玉器)